有些事情是终生难忘的。
1964年2月，我第一次出国。那是乘坐北京－莫斯科的国际列车，25岁的我如同几岁的孩童一样好奇，火车到达二连时，尤其兴奋，因为这是即将离开祖国的最后一个火车站了。望着车窗外的国旗、界碑、岗楼和解放军战士，我激动得真想下车去一一和他们告别。火车慢慢地开进了两国边界之间的隔离区。那是一个两不管的地带：白雪皑皑之中露出些许枯草。突然之间，我看见一只灰黄色的野兔从草丛里跳出来觅食。它不慌不忙，从从容容，毫无顾忌地跳来跳去，大有在自己家里闲庭信步的风度，全然不睬身旁隆隆的火车。此情此景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。火车刚刚驶入苏联的乌兰乌德站，就看到两队荷枪实弹的苏联红军包围了整个列车。车停后，走进一名少校和两个士兵开始检查我们的行李和手提包。只有翻动衣物的轻微响动。空气紧张得要爆炸。翻箱倒柜之后，那位少校拿起我手提袋里的一个大苹果翻来覆去地看个没够。中学时，我学过六年俄语，那时还没有忘光，于是就主动地说：请尝一尝！他倒也不客气，从军裤口袋里掏出一把多用刀，“喀嚓”一下，一切两半，但他没有张嘴，而是放下苹果，挥挥手带着两个士兵扬长而去。我和同车厢的旅伴们猜了半天，也没有闹明白他们究竟在寻找什么。到达莫斯科以后，大使馆的同志帮助我们解开了这个谜。原来那时中苏之间正在论战，中国发表了批判修正主义的“九评”，矛头直指赫鲁晓夫。苏联当局唯恐这些文章流入境内导致天下大乱、甚至苏联解体！
1995年8月，我第四次出国，承蒙一位西班牙朋友的帮助，有幸穿过西－法边境一游。早就听说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内部的边境已经打通，游人可以自由往来，但究竟实际情况如何也还是在想象之中。这位朋友名叫丹尼尔，他开的汽车是德国的“奔驰”，跑在山区的公路上一点也不颠簸。汽车进山以后三个小时，公路变得狭窄了，车前方的山头上出现了白雪。转过山峰之后，路旁出现了一条小溪。沿着清澈见底的流水，汽车又前行了200多米，在一处加油站旁边停了下来。丹尼尔问我们要不要换些法郎，说那边就是法国了。那边？哪个“那边”？他指指小溪的对面，神态间丝毫没有即将离开伟大祖国的激动。趁着他换钱的工夫，我来到了小溪的那一侧。我进入法国啦！可是怎么找不着任何标记呢？界碑？岗楼？边防警察？至少总得有一面国旗吧！这可是一个国家的主权标志和尊严啊！没有！什么都没有！这时，我突然想起1964年看到的那只灰黄色的野兔。这里没有野兔，看到的是青山绿水和从容来往的行人。原来“家兔”穿越边境的自由竟然唾手可得！
1998年4月，第五次出境。这一回是来到澳门参加一个国际葡萄牙语研讨会。在澳门停留的时间只有10天，可是办手续的时间竟然用去了六个月！在一位记者朋友的陪伴下，我们来到了澳门—珠海的边境线上。澳门这一侧是一座公园与边界比邻，近在咫尺的珠海只有一堵大墙和两道铁丝网相隔，最近处只有五、六米宽的样子，会撑杆跳的运动员可一跃而过！身旁游泳池里自由嬉戏的孩子们唤起了我对那只灰黄色野兔的回忆！无论如何，只要远离人类，它们就比人类自由！但是人类既然可以划疆而治，也可以和平友好地取消边界。柏林墙已经倒塌10载，香港新界与中国内地之间的界线已经发生变化。澳门—珠海之间的大墙还能存在多久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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